第五章 齐鲁文化的思想内涵
齐鲁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主体和核心，承上启下，继往开来，将五千年中华文明联为一条不断的长河，具有极其丰厚的思想内涵。主要是：以人为本，以仁为核心，以德为美，以孝为先，以和为贵，以礼为范，以“中庸”为基本方法，以“三纲”“五常”为主要内容，以天人合一、阴阳和谐为最高境界。
（一）以人为本
齐鲁文化具有明显的人文主义特征。以人为本是齐鲁文化的灵魂和核心。齐鲁文化是围绕“人”这个核心展开的，因此，我们把齐鲁之学概括为“人学”。无论是儒、法两家重人道、轻天道，还是道、墨两家重天道、轻人道，人都处于思考的中心位置。天、地、人并为三才，人是宇宙万物的中心。儒家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把人事归依于“天道”，把人的伦常情感贯注于“天道”，使“天”变成理性和道德的化身，实际是把“天”还原为人，强调天人之间的统一性与合理性。
由重“人”出发，各家无不重视高扬人道旗帜，把人作为治国理政的根本。孔子的“修己以安百姓”，孟子的“民贵君轻”，《管子》的“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始于爱民”，《荀子》的“安以静兵息民,慈爱百姓”，《墨子》的“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等，无不体现了人文主义特征，放射着以人为本的光辉。人道精神体现最突出、理论最系统的还是儒家。孔于是中国古代最光辉的一面人道主义旗帜，他创立的儒家文化体系称为仁学体系，是人道精神的最高体现。孔子突破了阶级的、种族的、国家的、地域的局限，把“人”作为一大类来看待。他的“爱人”，是“人类之爱”，这和他的“有教无类”是一致的。
（二）以仁为核心
齐鲁文化把天、地、人看作统一的整体，追求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是以“仁”为核心的。
孔子儒学思想体系的核心就是“仁”。什么是“仁”?“仁者人也”，“仁者爱人”，这是最基本的概括。孔子对仁的解释很多：在家庭中就是孝悌之爱。把孝悌之爱推广到血缘关系以外的社会成员中，即是“泛爱众而亲仁。”把仁用于处理人际关系，就是《孟子·滕文公上》提出了“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用于治理政事，就是“为政以德”，是以“爱人”为内容的仁在政治上的运用。反映在教学上，即“有教无类”。“爱人”是做人的根本原则，也是处理人际关系最有效最完美的方法。孔子崇尚周礼，但对周礼决不是照搬或机械套用，而是循其基本原则和思路加以改造和发展，其中有许多重大突破。他引仁入礼，要求礼一定要符合仁的精神，也就是守礼不违仁，故《论语·八佾》说：“人而不仁，如礼何?”
（三）以德为美
齐鲁文化尽管存在差异，如鲁文化崇尚礼，遵循“亲亲尚恩”，而齐文化崇尚“尊贤尚功”，但就道德及价值观的看法却近乎相同，都认为讲道德不能不讲修身，讲修身不能不关注道德。
从根本上说，齐鲁文化是伦理道德型的文化，讲究“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讲究“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讲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提出了德政思想，《论语·为政》就讲“齐之以礼”。可见，道德是当时人们内心的普遍追求，是当时社会文明的集中体现。齐鲁文化的道德体系由“仁、义、礼、智、信”构成，到民国初年，孙中山把它概括为八个德目：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中国传统道德具有悠久历史，至今仍然有两点重要学术价值：第一，把道德看作具有崇高价值的精神追求，且认为这种追求是可以实现的，“人皆可以为尧舜”。第二，传统道德多方位地回答了应该怎样做人这个基本问题，许多形式和内容至今仍然具有普遍意义。
（四）以孝为先
孝指子女对父母在尊敬、抚养、送终等方面应尽的义务，是传统社会的基本道德。孝的观念在我国源远流长，甲骨文中就出现了“孝”字，就是说，在公元前11世纪以前，华夏先民就已经有了孝的观念。至春秋时期，孔子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孝道，《孝经》中说：“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人之行，莫大于孝”。“教民亲爱，莫善于孝”。“夫孝，德之本也”。孔子认为，子女孝顺父母是天经地义的法则，是人们应该身体力行的。儒家视“孝”为“仁”之本。《论语·为政》中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孔子在这里突出了一个“敬”字，实在是精辟。孔子还明确提出在孝顺父母时，要做到和颜悦色。“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论语·为政》）。“色难”是指做事的态度不好。并不是有事子女来做，有好吃的拿给父母吃就尽了孝道。《孟子·万章上》也说：“孝之至，莫大于尊亲”。
自秦代后，“不孝”被定为十恶大罪之一，不肯抚养甚至辱骂殴打父母或祖父母者，都要受官府严厉处治，甚至处以绞刑和腰斩。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前，汉王朝就提倡“以孝治天下”，选拔官员也把“孝”作为一个标准。唐朝时，参加医学、算学、律学考试的人不用读五经，但《论语》、《孝经》都不能不读。唐玄宗曾亲自为《孝经》作注。《孝经》是《十三经注疏》中唯一一部由皇帝注释的儒家经典。
“孝”做为华夏民族固有的道德观念，又经孔孟儒学的发挥，以及历代帝王的提倡，孝道在古代确实深入民心，难以动摇。中国人之重孝道，几乎成了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最大特点。
孔子提倡的“孝悌”，应用于社会，就是“忠义”。孝，是处理晚辈与长辈的关系。悌，是处理兄弟之间的关系。忠，是处理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义，是处理广泛的人际关系。
（五）以和为贵
“和”即“和谐”之意，它被认为是美好的人际关系状况和极高的道德境界。《论语·学而》中记载：“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春秋时期，思想家们已经提出了“和”的概念。孔子把“和”作为最高政治伦理原则。《论语·子路》中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合。”孔子区别了和与同，他认为有道德的君子与人相处时，应力求做到和睦、和谐，但并不盲从附和。《中庸》中子路向孔子问强，孔子作了回答，并说：“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则矫；中立而不倚，强则矫”。即君子以和待人，而又能坚持原则，不为流俗所移。孔子所遵守与坚持的原则，就是必须按照礼义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人们之间和谐相处，便达到了人际关系的理想境界。
子思在《中庸》中也论述了和的概念，他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子思把中、和从至德提升到“天下之大本”与“天下之达道”的哲学高度。这是儒家天人合一的哲学，即把天道与人道结合在一起，而达到“致中和”的结果。人与大自然达到了普遍和谐，大地上的万物就得到风雨的调润，在大自然的环境中生长、成熟。《周易》也论述了“和”的概念：“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即认为，天道的大化流行，万物各正性命，保持完满和谐，万物就能顺利发展。
（六）以礼为范
“礼”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概念，《论语》中多次谈到“礼”。周公最早提出“德治”的理念，孔子又提出“仁”的思想，而“礼”是把德和仁具体化的制度或者行为方式。先秦历史上有儒、法之争，争论的焦点，是实行礼治还是法治。儒家主张只有“齐之以礼”，老百姓有了羞耻之心，才不会去做坏事。儒家和法家，尽管政见不同，但都认为人的行为是需要约束的，双方的分歧在于，究竟用什么来约束人。孔子主张用内在的道德力量来约束自己，《雍也》中说：“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作为君子，一方面要“博学于文”，广博地学习文献，积累深厚的知识，同时要“约之以礼”，用礼来约束自己的言行。并提出，“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由于孔子以仁释礼，使礼具有了仁的内容，仁具有了礼的形式，即内容与形式成为不可分离的统一体。
（七）以“中庸”为基本方法
“中庸”是建立在儒家人性论基础上的一种伦理道德观，也是一种辨证的思想方法，由孔子首创，经过后来的儒家、特别是《中庸》一书的发挥而完善。
“中”字在先秦古籍中有三层涵义：一指中间、中等、两者之间；二指适宜、合适、恰好、合乎一定的标准，即“圆者中规、方者中矩”；三指人心、内心，即人的内在精神世界。孔子将“中”的思想发挥运用到他的伦理道德理论中，从而发明了儒家的“中庸”说。孔子说：“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可见孔子是把“中庸”作为道德伦理准则而提出的，是以“仁”为内在核心，以“礼”为外在形式的儒家伦理道德观。孔子曰：“不得中道而与之，必也狂狷乎。”(《孟子•尽心下》)这里所谓“中道”，也有适宜、符合的意思。孟子也提到“中道”，《孟子•尽心上》说：“大匠不为拙工废绳墨，羿不为拙射变其彀率。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中道而立，能者从之。”这里可以明显看出，所谓“中道”，就是要象工匠做工要中于绳墨，射手要合于彀率一样，符合“道”的要求。《礼记•中庸》说圣人“从容中道”，也是合于道的意思，与折中调和、中间道路风马牛不相及。如果人们能在一切事情上恰到好处地这样做，则“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可以说中庸之道已成为中华民族颇具特色的一种思想方法和道德品性。它的基本原则是适度，内外协调，保持平衡，无过不及，恰到好处。也就是说，任何极端的主张和做法都是不可能长久的。因为到了极端，事物就要走向反面。而只有中道才是常道，才能持久。一个社会，一个国家，若能坚持中常之道，才可能做到可持续的发展与进步。
（八）以“三纲”“五常”为主要内容
“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道德原则和规范，要求为臣、为子、为妻必须绝对服从于君、父、夫，同时也要求君、父、夫为臣、子、妻作出表率。它反映了封建社会中一种特殊的道德关系。董仲舒认为，君臣、父子、夫妻三种关系存在着天定的、永恒不变的主从关系。“三纲”取于阴阳之道，君、父、夫体现了天的“阳”面，臣、子、妻体现了天的“阴”面；阳永远处于主宰、尊贵的地位，阴永远处于服从、卑贱的地位。
“五常”指仁、义、礼、智、信，是人的内在德性，是人的价值、尊严之所在，具有强烈的人文精神。董仲舒认为，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是处理君臣、父子、夫妻、上下尊卑关系的基本法则。在他看来，人不同于其他生物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人类具有与生俱来的五常之道。坚持五常之道，就能维持社会稳定和人际关系和谐。
孟子也提出五种“人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而这五种人伦关系却包含相互对等的意思。如父子之间，是一种亲情关系，孝是建立在亲情之上的，不是建立在等级关系之上的。君臣之“义”也是如此，其中包含着人格平等的意义。比如孟子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之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君臣的地位是不能改变的，但君臣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由等级地位来衡量的。
（九）以天人合一、阴阳和谐为最高境界
阴阳和谐是《易经》的灵魂。在阴与阳的内在关系中，协调、统一、和谐是其基础和底蕴。阴与阳相互联结、依存，舍阴无阳，舍阳无阴。先秦典籍《左传》、《国语》中阴阳连用多见。《国语》说：“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这是周太史伯阳父用阴阳思想对地震的最早解释。
道家对先民的阴阳思想加以弘扬。老子提出了著名的命题“万物负阴而抱阳”，认为万物包含着阴阳两个对应的方面。庄子曰：“阴阳者，气之大者也；道者为之公”（《庄子·则阳》）。他认为：“人大喜邪？毗于阳。大怒邪？毗于阴。阴阳并毗，四时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伤人之形乎！”（《庄子·内篇》）。过度的喜与怒会伤及阳气与阴气，阴阳相侵会伤害身体。他指出毗阳毗阴的相对性，是为了追求阴阳的和谐性。
汉代大儒董仲舒广泛吸收阴阳五行诸学派的思想成果，把和与阴阳联系起来，提出了一个以阴阳五行为框架的宇宙生成论。《春秋繁露·五经正义》认为“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在阴阳五行四时有序的运行中，万物生生灭灭。
“天人合一”的观念是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的理论概括。儒家“天人合一”思想把自然人格化，使人的精神与自然相融合。从而反映了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儒家一贯重视人与天地自然界的和谐共济问题，并不断探究天地自然界发展变化的特点和规律。《论语·阳货》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即天的运行是自然而然的，大自然中的百物，其生长也是自然而然的。因此，大自然是一个和谐整体。王夫之也说，宇宙“合同而不相悖，浑然无间”。
阴阳和谐、天人合一的思想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祖国中医学的理论基础是阴阳调和观念，“内外调和，邪气不能害”，表明人身体健康；当失调或失和，则意味着人身体有疾病，“阴阳离决，精气乃灭”。因此，中医治病的基本原则是调整已受到破坏的生理机能，使之重新恢复到阴阳平衡协调状态，即“阴病治阳，阳病治阴”。
第六章 齐鲁文化的经典著作
齐鲁文化博大精深，各种文章浩如烟海。其经典著作主要有四书、五经等。（按成书时间顺序，《五经》在前，《四书》在后。按由浅入深的学习顺序，《四书》在前，《五经》在后。）
（一）四书
四书，指《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是儒家经典著作。《四书》分别出自早期儒家四位代表性人物孔子、孟子、曾参、子思，所以称为《四子书》。之后各朝都把《四书》列为科举考试范围，因而造就了《四书》独特的地位。著名理学家朱熹认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定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
《论语》是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一部书。《论语》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是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记录整理，涉及哲学、政治、经济，教育、文艺等诸多方面，是儒学最主要的经典。人们常说“半部《论语》治天下”，可见它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是何等重要。《论语》在表达上，语言精炼，形象生动，是语录体散文的典范。在编排上，没有严格的编纂体例，每一条就是一章，集章为篇，篇、章之间并无紧密联系，只是大致归类，并有重复章节出现。全书总共20篇，计有《学而》、《为政》、《八佾》、《里仁》、《公冶长》、《雍也》、《述而》、《泰伯》、《子罕》、《乡党》、《先进》、《颜渊》、《子路》、《宪问》、《卫灵公》、《季氏》、《阳货》、《微子》、《子张》、《尧曰》。
《孟子》是记载孟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孟子》共有七篇，篇目为：《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尽心》。《汉书·艺文志》仅仅把《孟子》放在诸子略中，视为子书，但实际上在汉代人心目中已经把它看作辅助“经书”的“传”书了。汉文帝把《论语》、《孝经》、《孟子》、《尔雅》各置博士，便叫“传记博士”。到五代后蜀时，后蜀主孟昶命令人楷书十一经刻石，其中包括了《孟子》，这可能是《孟子》列入“经书”的开始。到南宋孝宗时，朱熹编《四书》列入了《孟子》，正式把《孟子》提到了非常高的地位。元、明以后又成为科举考试的内容，更是读书人的必读书了。
《大学》原本是《礼记》中一篇，传为孔子弟子曾参所作。唐代韩愈维护道统而推崇《大学》（与《中庸》）。北宋二程百般褒奖宣扬《大学》，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南宋朱熹继承二程思想，把《大学》从《礼记》中抽出来，与《论语》、《孟子》、《中庸》并列，并撰《四书章句集注》，《大学》便成了《四书》之一。按朱熹和宋代另一位学者程颐的看法，《大学》是孔子及其门徒留下来的遗书，是儒学的入门读物。所以，当列为“四书”之首。
《中庸》原来也是《礼记》中的一篇，一般认为是孔子之孙子思所作，《史记·孔子世家》称“子思作《中庸》”。不过，现存的《中庸》，经过秦代儒者的修改，大致写定于秦统一全国后不久。所以每篇方式已不同于《大学》，不是取正文开头的两个字为题，而是摄取文章的中心内容为题。
（二）五经
五经是指《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简称为“诗、书、礼、易、春秋”。其实本来应该有六经，据说秦始皇“焚书坑儒”，经秦火一炬，《乐经》从此失传，只剩下五经。
《诗经》在先秦称《诗》，或《诗三百》，是中国第一本诗歌总集。汇集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期五百多年的诗歌305篇。据传为孔子编定。《诗》分“风”、“雅”、“颂”三部分，“风”为土风歌谣，“雅”为西周王畿的正声雅乐，“颂”为上层社会宗庙祭祀的舞曲歌辞。此书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各个方面，被誉为古代社会的人生百科全书。
《尚书》古时称《书》、《书经》，至汉称《尚书》。“尚”便是指“上”、“上古”，该书是古代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记载上起传说中的尧舜时代下至东周约1500多年。基本内容是古代帝王文告和君臣谈话内容的记录。这说明作者应是史官，相传为孔子编定。古时称赞人“饱读诗书”，“诗书”便是指《诗经》和《尚书》。
《礼记》是战国到秦汉年间儒家学者解释说明经书《仪礼》的文章选集，是一部儒家思想资料汇编。《礼记》有两种传本，一种是戴德所编，有85篇，今存40篇，称《大戴礼记》；另一种，也便是我们现在所见的《礼记》，是戴德其侄戴圣选编的49篇，称《小戴礼记》。
《周易》是儒家经典之首。《周易》与夏代的《连山易》、商代的《归藏易》并称“三易”。《周易》的形成与完善经历了三个阶段：伏羲画八卦，文王演六十四卦，孔子作传。《周易》原是占卜之书，经孔子作传后，成了一部哲学著作。其外层神秘，而内蕴的哲理至深至弘。内容广泛记录了西周社会各方面，包含史料价值、思想价值和文学价值。《周易》包括《经》和《传》两部分。《经》文由六十四卦卦象及相应的卦名、卦辞、爻名、爻辞等组成。《传》一共七种十篇，有《彖》上下篇，《象》上下篇，《文言》、《系辞》上下篇，《说卦》，《杂卦》和《序卦》。古人把这十篇“传”合称“十翼”，意指“传”是附属于“经”的羽翼，即用来解说“经”的内容。
《春秋》为孔子所作。《春秋》的取材范围包括了王室档案、鲁史策书、诸侯国史等。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共242年的历史，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内容包括诸侯国之间的聘问、会盟、征伐、婚丧、篡弑等，对后世史学文学都有重要影响。《春秋》最初原文18000多字，现存版本只有16000多字。在语言上极为精练，遣词井然有序。
因《春秋》文字过于简质，后人不易理解，所以诠释《春秋》的著作相继出现,对书中的记载进行解释和说明，称之为“传”。其中左丘明的《左传》，公羊高的《公羊传》，谷梁喜的《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列入儒家经典。其中《左传》也称《左氏春秋》、《春秋古文》、《春秋左氏传》。
（三）其它
《四书》、《五经》之外，还有一些著作可以列为齐鲁文化经典。意见比较一致的当数《孝经》。《孝经》出自孔子故居墙壁藏书中。据传“孔壁藏书”为孔子裔孙孔鲋于秦末时所藏，汉武帝时鲁恭王扩建宫舍，推倒孔子故居墙壁始被发现。《孝经》在中国思想史上有着不容忽视的地位，特别是西汉统治者宣扬“以孝治天下”之后，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它成为人们修养的必读书目。《孝经》共十八章，以孔子与其门人曾参谈话的形式，对孝的含义、作用等问题加以阐述。篇幅虽短，文字不满2000字，但内容很丰富，也很深刻。后世言孝之书，很少能超出《孝经》。
汉代到明清，学生上学，一般是先学启蒙读物，如《孝经》、《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等；再学四书、五经；再学诸子百家。诸子，除上面列举的齐鲁文化的代表人物外，还有荀子、老子、庄子等。百家，是指先秦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流派。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首次将百家划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后人刘歆在此基础上增“纵横、杂、农、小说”为十家。班固袭刘歆，去“小说”为九家。百家就成了“九流”。俗称“三教九流”即从此开始。最后学诸史和《资治通鉴》。学得好的，通过科举考试可以做官。
第七章 齐鲁文化对山东的深远影响
齐鲁文化本来是属于山东这一带的古代地域性文化。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客观上为儒学走出山东创造了时机。汉武帝采纳儒生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最终奠定了儒学的正统地位。
齐鲁文化影响了中国2000多年，山东是齐鲁文化的发源地，近水楼台先得月，山东人所受熏陶最深。山东人、山东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无不深深打上齐鲁文化的烙印。
（一）齐鲁文化对山东人素质的影响
受齐鲁文化的影响，山东历朝历代名人名家辈出。济南大明湖湖心有座亭子叫历下亭，著名诗人杜甫与书法家北海太守李邕相聚于此，留下了一幅楹联：“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据说，《二十四史》中涉及到的山东人有1000多位。巨匠鲁班，医圣扁鹊，笔圣蒙恬（秦朝蒙阴人，大将，毛笔发明者），算圣刘洪（东汉蒙阴人，珠算创始人，天文历算学家），智圣诸葛亮，书圣王羲之，农圣贾思勰，文学评论鼻祖刘勰，爱国词人辛弃疾、李清照，短篇小说家蒲松龄等，都是齐鲁文化熏陶出来的杰出代表。山东是农民起义比较多的省份，那些起义军领袖也都不同程度地带有齐鲁文化影响的印记。
受齐鲁文化的影响，山东人具有许多传统美德和优秀人格特质。山东人常以继承“周孔遗风”为自豪，人民大多“知礼逊，习俗节俭，人多读书，士风彬彬，贤良宏博”。山东人还常以坚持“孔颜人格”为骄傲，造就了忠实厚道、豪爽豁达、勤俭朴实、吃苦耐劳、乐善好施、扶贫济困等人格形象。因此，无论山东人走到什么地方,不论混杂在多少人中间,人们总会从言谈话语、举手投足、待人接物中辨认出他们来。
受齐鲁文化的影响，山东人富有牺牲精神。山东人本性仁厚，对上讲忠诚，对朋友讲义气，对前辈讲孝敬。一旦他们认准了值得为之忠心耿耿的人或事，就会忠诚有加，不会有丝毫懈怠。对此，发生在齐鲁大地上无数感天动地的故事可以为证。如《二十四孝》中“孝动天地”的24个故事有10个出自于山东：孝感动天的虞舜，啮指心痛的曾参，单衣顺母的闵损，为亲负米的仲由，鹿乳奉亲的剡子，戏彩娱亲的老莱子（春秋楚人，隐居蒙山之阳），卖身葬父的董永，行佣供母的江革，卧冰求鲤的王祥，扼虎救亲的杨香。山东人对革命的忠诚和奉献更是有口皆碑。新中国成立前，山东总人口4000万，其中男子2000万，除去老弱病残，青壮年男子最多不过1000万。然而，却有1100万人次支前，100万人当兵，22万人牺牲。陈毅有句名言：解放战争的胜利，是山东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出兵百万赴朝作战，其中山东将士28万，有2万人长眠在朝鲜战场。
受齐鲁文化的影响，山东人富有进取精神。山东人讲究立德、立功、立言。“立德”讲做人，就是要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官员要做百姓的表率，教师要为学生的师表，长辈要为晚辈树立榜样，前人要做后人的楷模。“立功”，讲做事，就是要为国家、民族作贡献，为黎民百姓谋福利。“立言”，讲学问，就是要会写文章，著书立说。通过立德、立功、立言，可以做到名垂青史，流芳百世。这种理念，对启动人们的进取精神，很有作用。清代以来，山东人“闯关东”形成移民潮。到1911年，东北人口约1841万，移民人口约1000万，其中山东移民约700-800万。1912-1949年，山东人闯关东的总数竟超过1830万，除去回返者，留住东北的山东人有792万之多。东北的大开发，山东人居首功。还值得一提的是，1949年前后去台湾的山东人，数量之多，居大陆各省之冠，他们为建设台湾，胼手胝足，勤奋努力，做出了莫大的贡献。
（二）齐鲁文化对山东人家庭的影响
受齐鲁文化的影响，山东人家庭观念特别强烈。中国社会是“国与家”的结合，是一个以家庭为本位的社会，社会方方面面都带有浓厚的家庭色彩。齐鲁文化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观念，始终对山东人的人生价值取向起着主导作用，其中“齐家”占中心地位。人们常说，不能齐家，何以治国平天下？可见，“齐家”是山东人人生价值的一个重要标准。山东人讲究“父母在,不远游”，既有“孝”的成分，又反映其家庭观念比较强烈。
受齐鲁文化的影响，山东人具有一套特殊的家庭价值体系。齐鲁文化提倡“忠孝节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使家庭中每个成员都能找到自己的角色，各安其位，各行其是，长幼有序，和谐相处。这样就保证了山东人的家庭特别稳定。
齐鲁文化对妇女特别是家庭主妇有着更高更严格的要求。齐鲁文化对男人女人在家庭中的分工要求很明确，就是“男主外，女主内”。妇女们肩负着家庭的全部重担和教育子女的神圣责任。她们必须恪守妇道，“三从四德”。经过两千多年的熏陶，一代一代上行下效，山东妇女特别能吃苦耐劳，任劳任怨，贤良守节，忍辱负重，尊老爱幼，团结互助。她们给家庭带来温暖，为社会做着贡献。孔子的母亲，孟子的母亲，就是她们的杰出代表。近代以来，山东又涌现出成千上万的红嫂、好军嫂、石油大嫂、兵团大嫂等。可以说，山东妇女那双拿过烧火棍的手，撑起了一家人的“天”；那双拿过绣花针的手，绣出了一个美丽的世界；那双推动摇篮的手，推动了整个社会前进。
（三）齐鲁文化对山东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受齐鲁文化的影响，山东的社会相对比较稳定。鲁国事事处处讲究“齐之以礼”，而齐国最讲究“尊王礼邻”。受此熏陶，山东历来有礼邻奉上的美德，尊首长，恭父母，礼师长，对附近的人以礼相待，邻乡、邻里、邻居、邻业、邻人等相互帮助，和睦相处。因此，相对来说，山东的社会比较稳定，社会风气比较好。
受齐鲁文化的影响，山东人重义轻利。“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从而造就了无数反对见利忘义、讲究义利并重的“儒商”的出现。成就了一大批诚实守信、公平竞争的著名企业。
受齐鲁文化的影响，山东人重视教育。山东“尊师重教”的社会风气一直比较浓厚。从社会来说，再难，不能不办教育。从家庭来说，再穷，不能耽误孩子上学。从子女来说，再苦再累，也要好好学习，学成之后回报父母，服务社会。这些观念，深深扎根于一代又一代山东人当中。
山东是儒家创始人孔子和孟子的故乡，山东人常以“与圣人同乡”为荣，酷爱自己的家乡。中国有两个地方的人爱夸自己的家乡：一是山西人，爱唱《人说山西好风光》；一是山东人，爱唱《谁不说俺家乡好》。
山东受益于齐鲁文化，也受制于齐鲁文化。如部分山东人乡土观念凝重、官本位意识浓厚、商业意识滞后、思想相对保守等。因此，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下，我们必须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广泛汲取齐鲁文化之精华，彻底摒弃齐鲁文化之糟粕，为推动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